同桌读到了《巨流河》,转贴了一段齐先生的南开岁月,这段往事我当初读到的时候,还有另一个版本,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而重庆南开与我小小的一段渊源,我姐从那里毕业,南开是我常去的校园。
其实中考的时候,我最初填报的也是南开,最后时刻改了志愿,选择了考分更高的重庆一中,八十年代的重庆一中还是相当牛的,四川高考状元经常从那里出,在高考走向应试的时候,一中有点“走在前面”的感觉,当然确实有一批很棒的老师,这个是我入学之后体会的了。
我在宁波上的初一初二,同样很牛的学校,1984年的中考,对于我来说两所中学有了一次对比。初一的时候少先队辅导员算是我们的师兄,是我的班主任的学生,他84年高考,是浙江的最高分,穆文涛,599,那年四川的最高分冯成,重庆一中的,625,四川省的分数高过浙江省,历史上不多见,不过在全国一张卷子的统考年代,这些还是可能的,至于1984年的高考,在八十年代或许代表着一个难度的顶点,同时那个时候大龄考生渐渐开始淡出,越来越多的应届生成为主角,如今红火的复读市场,在我看来十分的诡异,尽管我的大学同班也是考过很多年的考生。
如果以学校名声论,我在老家的初中更为显赫,始建于辛亥,曾经用剑桥教材,出过遗传学家童第周(英语没通过,第二年才考入),校长的学生就是中国断指再植第一人陈中伟(工程院院士)。三十多年过去,如今回想起来,此生最幸福的求学生涯莫过于那时能够聆听老校长的讲座,李庆坤校长在当地声望无人可及,七十多岁,依然每天乘公交按时上班,放学时候,学校那里是始发站,老校长一到,学生莫不起立让座,而别的老师绝无这般待遇。先生是世家出身,专攻历史,据说曾经与吴晗共事,我至今难忘的是他给我们全年级讲文字起源,从尼罗河讲起,讲到六书,讲到当时的那套简化字方案的不合理。这是我的全部教育生涯中,我可以尊敬为教育家的唯一师长。
我在1981年小升初考入这所名校,文革期间没有重点学校之说,校名也都一律变成数字,我们那个时候也就是刚恢复旧名,这些学校积淀的力量很快爆发,随着重点的说法提出来,这些有着悠久传统的学校还是体现了实力,我在初一的英语课,有一部分是在语音教室实现的,其配置甚至不逊我后来上的大学。那时,没有加分,没有推优,语文数学两门课,硬碰硬考进去。
入学之后,第一个下马威就是五道数学题,做对就得分,差一点都不得分,全年级几乎都是20分,对一道题,那时就遇到了本班的学霸,他得了80分,在我上高一的时候,他放弃了清华少年班,去了美国,他那年的托福640,高过他读博的老爸,那年1985年。数学的开场比较惨,不过之后还是很顺利的,我和那位学霸基本是班上数学最强悍的一对,当然仅限于分数,我自知有差距,他可以纠正老师在课堂上的错误,让老师难堪,不过我的那位数学老师挺好,不记仇,反而欣赏有加。
宁波的两年中学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没有特别的压力,应试的风气似乎尚未开始,不过一些不好的东西貌似那时候就开始了,只不过没意识到。公开课表演,在我们从小的教育中,从来不会认为有问题,到教育局上公开课,作为市里面的先进班集体,面子工程理所当然,作为班上的好学生,自然是“主演”。不过总体来说,学着不费力,全然不知愁滋味,同学间的竞争也比较良性促进,比如我和那位学霸一起分享了我的那本因式分解辅导书,我们一起做了一整本习题。
关于应试的信息,最早来自老爸,关于重庆的做法,住宿学校晚自习,我没想到的是后来我就过上了那样的生活。初三回到父母身边,就直接面临中考。重庆的规模远大于宁波,那个时候,大城市已经有一种趋势,即使是区重点市重点学校,高考也可能剃光头,我如果想上大学,就必须考出去,对于我,重要的是逃离父母,另一个没想到的是如今父母却与我同住。当年凭借在浙江的基础,回到家里其实没有太大的压力,直到遇到另一所中学的农家子弟,他们的中考复读已经五六年,忽然有了压力,中考报志愿那天,午睡的时候做了恶梦,中考前晚,失眠,不过只是失眠,没有失常。
高中三年住校,离家三百多里,是一个上大学的模式,寒暑假才回家,那时没有长假,没有双休,最长的也就是国庆三天,一般与同学爬歌乐山。当面对于学校有诸多不满,与如今的学校相比,庆幸的还是有一些宽容的老师,抽烟喝酒打架斗殴这些事情,在学校都会得到宽容,化学老师把实验室的钥匙都给了我们。
虽然学校的重心已经是高考升学率,有些活动也还是开放的,比如那时叫做第二课堂的课外活动,学校的一位老师还在全国拿过奖,当然他的弟子们拿了不少计算机比赛的奖项,我那时混在里面,学着编BASIC,那时有幸用过Apple II电脑,经常晚自习无聊的时候溜去机房上机,这个意义上,学校真心很宽容。
作为一所升学见长的学校,校史没有显赫的名字,一回顾,基本是革命烈士,校园里建了一个烈士纪念碑。历史不辉煌,好老师还是有的,这些老师见多识广,参加各类教学活动,尤其是高考阅卷工作,押题水平确实一流,在最后冲刺阶段,那叫一个画龙点睛,当然对于整体三年的高中生活来说,这种题海训练还是实现了少而精的优势,这是我对于“好老师”的一种认识。不过尽管应试气息渐浓,教学的开放性还是有,政治课的辩论那是常事,学生间的,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对应着八十年代活跃的气氛,很是受益。
而更为宽松的是,年级里疯狂的男生组织了足球协会,策划了一场女足联赛,空前也绝后,各班的男生负责训练女生,那年月,中国女足刚刚走向世界,更著名的是台湾的木兰女足,中国第一个世界女足小姐孙庆梅还没出名。女生踢球,比男生更为凶悍,训练比赛,男生不敢发力,女生一夹击,男生就趴下了。
那个时候,南开中学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南开比我们更有传统,不过在应试升学体系中,我们略高,当然同样的理由,升学率我们不如重庆市的永川一中,这些以农村县城生源为主的学校,在考试训练上更加的“三从一大”,强度远甚于我们,当然平行对比,我们这些住宿的学生又高于学校的走读生,后来的高考分数也证明了这点。我们那个时候,课业负担没有现在那么沉重,是因为中考的分流(中专毕业可以享受干部身份,可以农村户口转城镇),也因为社会整体学历不高,我的没能够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后来也没有影响就业,而且后来通过各种渠道也弥补了学历上的缺憾,在我们大学毕业之后,中专的路径被切断,高考成为唯一的通道,后面的疯狂也就顺理成章。
1984年上高中,社会的经济改革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那一年的国庆阅兵游行,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成为时代的记忆,而经济生活也有一些变化,物价开始放开,我们的直接感受就是食堂菜价绷不住,三毛钱一分肉菜要上调到四毛,于是各校学生有抗议,市区的一所重点学校毗邻市政府,上街了,抗议被接受,肉价暂时维持不变。价格上虽然赢了,伙食却并没有可能变得更好,同学之间的串门证明了一件事:升学率与伙食质量成反比。我们中学的伙食就不如对门的南开,无论质量还是品种都相去甚远,不过以单位三产把持的食堂,总体来说良善的不多,各学校大都出过安全问题(集体腹泻,菜里面出过老鼠等等),只不过那时的媒体没有如今发达,生活标准没有现在高,学生可以争取,却不大可能改善,最后我们选择用脚投票。高二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邻居的食堂,重庆大学,一墙之隔,十分方便,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换饭菜票,后来不行了,必须用学生证,再后来我们干脆开发了另外一处,附近百货公司的食堂,可以收现金,这样的生活一直到高考前一天。高考三天,学校统一伙食,在食堂支开桌子,七八个人一桌会餐的模式,也是很多县城里中学的方式。
作为尾盘的三天高考,确实是一场悲喜剧,有人欢喜有人忧,那时候偶尔有作弊的,不像现在这般集团化规模化,我们在本校高考,最好的几所中学都是这般待遇,当然为了确保升学率,有些同学就提前退场了,不再参加最后阶段的学习。那一年,本校的文科大丰收,数学基本都考了百分以上(120分满分),最后一道大题十几分,考前黑板上讲过,一模一样;我们这些理科生差强人意,物理老师一声长叹,三年物理白教了(押题不中)。
江南的民风相对温和,那个时候没有强烈的校园暴力感觉,在高中,则深深体会了,即使这样一所成绩斐然的学校,也不例外,有的学生还考上了清华。那时候的暴力,已经有点水准了,我见过同学拿着一把将近一米的大砍刀,文革遗留物,而他们出去打架惨败而归,原因是对手有枪,虽然是土枪。这件事情还居然很励志,我的同学深刻理解“枪杆子里出政权”,开始自己造枪,用摩托的链条加工,可以打出铁钉铁砂。
高中的时候,有一件事回想起来,或许就是中国教育收费的肇始。我们那个时候,高中是八个班,六个住宿,两个走读,我们入学的时候,多了一个班,那一个班来自一家大型国企的子弟,企业作为福利,给学校付钱,当时符合社会赞助的教育法规,也是后来择校费的开端吧。这批学生的升学情况,我不清楚,不过按照在学校的考分对比,有不少还是得以晋升大学。
从1981到1987年,我走过我的中学,上了三个学校,两个相对“牛逼”的名校,在祖国的东西部,这点经历相信不是很多人有过的,我不想抬高那时的教育,在我的经历中,感受到的就是应试教育的长成阶段,应试气氛渐渐浓烈,相比现在,还能记得的最大不同就是:高考前一天,我们三个好朋友一致认为上不上大学无所谓。这在如今,大约不可思议的,高考完毕,成绩尚未出来,我们三个都自信满满,肯定是第一志愿录取,果不其然(我们是先填志愿后高考,这件事情全国各地都是摇摆的版本,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改革的方向)。
后记:第一次在网络上写自己的学校,真实的名字,只为记录下来,那曾经的学校,名校没有什么炫目的光环。顺便说一句,我姐姐的初中是宁波一中,曾经的浙江省立四中,朱自清曾经在那里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