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好多人不会喜欢。
国学的说法本身就含糊,当然这是伟大汉语的厉害之处,无可无不可,包罗万象,总是常有理。
国学的说法,本身就不是特别妥当,把一个民族的文化,上升到全国的程度,这里面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在作怪,或者是汉族中心的不自觉,就像我们常批判欧洲中心论一样道理。从通常说的国学来说,其实有经常缩小到儒家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国来说,藏文化传统是不是中国传统?维族文化是不是?苗文化是不是?……
国学这个名词的产生,很大程度是因为不自信,因为巨大的挫败之后。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只不过近代史上更为强烈,当外来文化随着外来民族的入侵而来,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反抗就会强烈,这种民族自觉性,其实在全世界都有,但是拒绝主义式的选择,则并不可取。
在中国文化组成中,外来的元素并不少,无论从民族的生物组成还是文化本身,其实都不存在纯粹的中华民族。大众熟知的佛教文化,并非本土原产,白马驮经,标志着官方的一种接纳,当然佛教在中国的真正兴起,则在之后的魏晋南北朝,那一时期在北方地区的大规模造像,也算是一种物质上的证明,比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至于丝绸之路上的众多石窟,更是见证着佛教东来的路径。佛教在中国的立足,更大的 成功要素恐怕得归结于本土化,佛门的出家修行,与中国的“父母在不远游”有着很大的文化冲突,而在宋代的造像中(比如大足石刻),就已然有佛祖的孝道这一类故事了。唐僧取经,也就是历史上的玄奘西游,确实取来天竺本土真经,玄奘大师也确实穷尽余生,翻译真经,要说也算是正宗了,实际上在唐代诸多的佛门派别中,最终在中原最为兴盛的还是达摩以来的禅宗,玄奘这一支,随着大师的离世,日渐没落。
当然佛教的兴盛与战乱有关,但并非是依仗军事势力扩张而来,那个时候进入中国的不只是佛教,还有景教,也就是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教派,还有祆(读xian,第一声,左边是示部,不是衣部)教,也就是金庸小说里曾经提及的波斯拜火教,还有弥勒教,后来白莲教的源头,还有许多淹没在历史里的众多教派。最终佛教的兴旺甚至要到“灭佛”的程度,也促成宋儒的解读,有了日后的所谓儒教。
本来各种教派也好,思想流派也罢,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平台上,本来无可厚非。不过中国在很长的历史里,都是皇帝统治的世界,思想的竞争,虽然有民间的成分,但是随着科举,官方对于思想实现了控制,这种控制在于不着痕迹的建立社会的价值体系,思想体系,以官方为导向的全部思想体系,一个君权天下的体系。这个在《水浒传》里面也有体现,所谓替天行道,杀官造反,反官僚不反皇帝,除了草莽中的偶尔“杀了皇帝,让宋江哥哥也当一把”那种模糊的念头,整体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终究没有那份想法,这些底层的文化人,终究也挤不进文化精英的群体中,想做高级奴才而不得,最终死散了事。《水浒传》出自基层文人的手笔,有一些直觉性的东西,却无法体会到上层政治的运转,即使讲上层权谋的《三国演义》,也不过是大众的臆想,没有欧洲社会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基础,中国的皇权是超级膨胀的,有人想到了彼可取而代之,最多也不过享受奴役别人的快感,假以“天道”的名义。
在中国历史上,三皇五帝是一种美好的寄托,远古时期的圣贤君王,成了知识精英的重大寄托,他们希望自己服务的君王,能够成为新时代的尧舜,成为道德楷模,这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理想,然而人性的幽暗在于绝对权力之下,一切道德的约束,其实不存在,道德完人的不可能,使得道德反而成为了权力的包装,甚至是权力打击反对者的犀利武器,原本不错的思想,成为统治者肆意的打扮的婊子。一代代的精英们一边高呼“我主圣明”,另一边犯颜直谏,个人的品格可谓高贵,但是思想的逻辑足见混乱。
蒙古元入主中原,文人感慨“崖山之后无中国”,偏是元朝的科举,奠定并强化宋儒的地位,朱子的思想获得钦定的地位;明朝赶走蒙古统治者,颇有点中原文化复兴的意思,三百年后又是满清入关,再次面对异族。一番较量之后,剃头杀人固然无数,统治者也最终调整,以中原的主流思想作为官方思想,两下妥协,于是又是差不多二百年的太平天下。等到“西夷”东来,始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于是才意识到中华文化之危殆,以捍卫的姿态,行拒绝的实质,国学的称谓,反而有了更多的不自信,少了包罗万象的气度胸襟。
无论国家还是民族,在文化上总是有延续,有传承,一刀切断,固然不足取,扭头走向复古的道路,恐怕也不可行。传统文化的存续,更需要宽容的环境,允许有人去做,有人去研究,更要保留文化本身的载体,比如建筑,比如文物这样的实体,也有语言文字民俗等无形的事物,然而为了延续,传承,而变成全体都要学习的必修课,这个却不尽然。
在如今流传的诸多国学读本中,总是在未成年人群中力推《弟子规》,说这本古代教育结晶性质的教材一无是处,或许过分,但是在这本书的诸多讲解中,始终贯彻着一种精神,就是服从。N年前,有部韩剧热播,《大长今》被认为是一种励志,我无法理解,一个人奋斗最终只是去成为一个高等级的奴才,御厨房的管理者,说到底也还是奴才,在君王制度下,哪一个不是奴才?大长今的荣耀,又有部分得自于君王的恩宠,坚忍服从,合在一起,难说是好的品格。
《论语》是一本好书,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思想也有很多好东西,但是正如学者福山所言,中国没有解决好“坏皇帝”的问题,世袭制出现之后,嫡系传位,不说圣贤皇帝,哪怕明白点的皇帝,皇朝的机会大约还可以把握,可是遇到皇朝政治的结果必然是绝对权力,聪明如李后主道君皇帝,终不免把个家国丢弃了去,所谓靖康耻,北地的民众被南下的金兵劫掠可谓惨到家了,国家惨淡,皇帝不能说没有责任,一味归咎于蔡京一伙“奸臣”,这样的认知不免太儿戏,百姓可以这样以为,知识精英们要是这样的认知,就有问题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始终得不出“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个是文化上的不足,朱皇帝可以肆无忌惮篡改圣贤书,说到底就是权力的嚣张,暴力得天下所支撑的权力。
一个良好的社会,当然有良好的道德秩序,但是道德毕竟属于自律的范畴,不能说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有错,关键是谁该更多地接受道德约束。古人希望君王有圣贤一样的品格,这个期望一直都存在,如果这种期望变成对于权力的制约,那是一个极度美好的事情,然而权力本就是毒,君王的金口玉言,实质上已经变成一种绝对真理的化身,于是国学关于个人修养的部分,反过来变成权力对于大众的道德绑架。
个人对于国学的选择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如果上升到官方层面的话,这不是一件好事,真理向来不是唯一的。如今的国学热潮后面,无非是以此作为大国崛起的文化符号,只是我们自己斩断了,然后又举起一个赝品,说是国之珍宝,这事儿,怪异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