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金融时报》有篇文章谈到全世界的学历造假,英国的媒体没有落脚在中国,文章重点也不在中国,只是说一个现象。很巧的是,前几日,同桌转了一篇文章,讲到作业作弊的学生被开除,不过从文章来看,重点并非作弊,而是作弊被抓后的态度才是被开的原因,这篇中国人写的,出事的也是中国人。更为巧合的是,头几天,刚与孩子讨论过作弊的话题。
作弊,在英语叫做cheating,有欺骗的意思,本身丝毫不具备正面意义,传统来说,科场舞弊,向来都是重罪,科举是为王朝选拔管理人员,作弊之举,自然罪大恶极,不过中国传统向来有点阴阳两面,表面上的反对作弊,骨子里还是需要作弊的,实话实说,那叫幼稚,叫做政治不成熟,比如三国时代的聪明人杨修,就为大嘴巴掉了脑袋。
在中国教育的当下环境里,同样是这种两面三刀,一面行为上鼓励作弊,一面口头上反对作弊,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浸淫之后,有多少人能够清晰明辨独善其身?学校里面最司空见惯的一件事就是应付领导检查,这件事无论在哪里,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大家多少需要“包装”一下,久而久之,也从不以为那是作弊,更何况大家都那么做,当几乎所有人都这么做的时候,也就不会以为这是多大的过失,甚至不这么做才是过失,才是拆台,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面那样,孩子反倒做得另类邪乎了。
规则一经确立,就有了犯规的可能性,而且一定会有犯规,否则规则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在竞争性氛围中,人类的机智一定会有人尝试突破,或者创新,或者使诈,兵法就是这样产生的,若都如宋襄公,无疑作死的节奏。创新自然可以规避规则,但是难度风险都不可同日而语,非寻常人能够,所以作弊从来都是一个赌概率的易操作选项,区别只是对于风险的控制和承受能力。当然控制力越强,承受力也会相应增加,只是后果也会严重许多,依然可能超过前两者,比如被披露的官员参与的作弊。
在作业考试到学历这条线上,作弊的现象可以说基本局限在教育领域,跨出这一步,都会被视作道德品质问题,但是更为深层的恐怕还是教育工业化之后,那些僵硬的条条框框,很多人并非能力不够,而是欠缺那张证书,所谓证据的缺失,于是无法证明胜任,于是才有了《围城》笔下的克莱顿大学,同时也说明一件事,假学历问题并非始于中国,与国民素质也不必然对应,今年德国国防部长的论文抄袭,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陈寅恪先生是当年清华国学院的四大教授之一,声名颇隆,不过当初应聘,则完全破例,全凭梁启超一人力荐。一个游学欧美诸国,却没有文凭,没有论文,也没有任何头衔的年青人,仅仅因为梁任公一句话,破例成为清华的教授,日后被吴宓教授尊为“教授中的教授”,事实上也果然如此。而同一时期,为了陈独秀的入职,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干人等,不得不捏造一些陈独秀的“业绩”,北大作为国立的大学,不得不有些僵化的教条。
在人的社会里,人的出路始终是一个问题,出路意味着社会需要一些与人有关的评价系统,而对于人的认知恰恰是一个永无尽头的事情,所有的评价都是基于统计,不可能来自完全样本,所以永远都无法跳出以偏概全的陷阱,而这类片面的评价系统,总是会成为社会的制度。工业化提高了教育的效率,也普及了教育,这些都是工业化以来的好事,但是学历教育的普及带来了一种不自觉的学历标尺,或者说证书标尺,概率上永远存在无证但是可以胜任的可能性,这使得这部分人面临不作弊便作死的可能。如果没有老妈在IBM的人脉,盖茨同学和他微软的小伙伴们有没有机会与IBM谈判都成问题,也就不可能从DOS起步所成就的微软帝国,恐怕至今还是又微又软,所以有些不作弊属于有恃无恐,当然创业靠的是硬货,比那些证书神马的要更为靠谱,哈佛欢迎盖茨同学修完剩余的学分,而盖茨同学也无需纠结要不要毕业证。但是有一个冰冷的事实,九十年代有人用盖茨的经历写成简历投送,无一例外被冷淡,这是一个社会无法绕开的麻烦事。
选择是人们无法回避的,晚饭吃米饭还是面条,或许有人会纠结,只是个性问题,对于涉及就业的HR工作来说,面对一大堆求职者,初选最快捷的方式之一依然是学历筛选,这是一个第三方筛选,效率极高。但是常规方法只适合常规,而所谓的常规,无非是某种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大多数,那些少数派很可能换一种统计尺度,也会成为大多数,当我们把过去行之有效的经验成为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之后,就一定会有人有“针对性”地进行“破解”,这也是全世界的“假文凭”由来,需求制造的市场,如果文凭本身没有附加值,谁会要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拼命去获得学历证书,资格证书等等,这实际上是一场自我证明的游戏,对于社会来说,或许降低了成本,对于个人来说,成本风险都会增加,于是往上追溯,不免在作业当中也不得不有点作弊的行为,毕竟时间有限,有些作弊不过是去完成不得不做的事情,这些事情无论意义还是兴趣,往往都是一种折磨,与其煎熬,不如作弊,这是一个利益考量的结果。
作弊这件事情,在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里面,从来就没有少过,甚至可以说随着文明程度升级,素质越高,作弊的可能性和技术手段往往会越高。真正消除作弊的不一定是严厉的制度,而是降低不作弊的成本,提高不作弊的收益,这才是理性经济人更愿意遵守的制度。
前段时间,南京市领导犯事,该官员有着博士文凭,在职读博士,这大约也是天朝特色,当然这是另外一种作弊。学校以此巴结官员,获得行政权力的支持;而官员则凭借这个获取晋升的资本。对于学校和官员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而对于社会良序的破坏,则是恐怖的,国人普遍不拿作弊当回事,网上叫卖作弊工具,甚至于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所以同桌所转文中提到的中国学生不认错,其实有着特别合理的心理逻辑。
我不支持作弊,但是我也并不切齿痛恨作弊,有些事情,整个社会或许更需要反思。前些时候,日本一位女科学家被爆出假数据丑闻,这件事情,孩子也知道,我们有过讨论。在科学领域,其实很残酷,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比别的领域更为残忍,在这种过度竞争之下,科学界的丑闻从来就不曾少过,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般圣洁,科学对于很多人来说依然只是职业,只是工作,离不开经济上的评价,多年前韩国生物学家黄禹锡的丑闻,也有这样的内在逻辑,淡泊名利,只是美好的愿望,学术领域,一旦成为顶尖,就一样是名利场的主宰,利益之下,作弊更多是一场人性的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