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不经意写了一个《未雨绸缪的家庭教育》(本站有,以前网易的博客也有)系列,算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总结,关于家庭教育。五十多篇,凑足一副扑克牌的数量,然后就打住了,尽管教育的话题,总也是说不尽的。在开篇我提了一个基本理念,自由平等与爱,对于我来说,自由如同空气,我热爱,自然也会包容孩子的自由,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我认为自由是第一位的。
汉语有自由这个词,但是现代意义的自由是翻译过来的,汉语表达时借用了这样一个词。这种借用,本身传达的信息就是现代意义的自由,与我们一贯理解的并不一致。其实放到自由理念的发源地欧洲,自由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各家定义并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统一的,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自由即自律,是一个很好的表述。
在我个人的理解中,自由包含着人的天性诉求。大学时候,无意间在图书馆借了陈鼓应的《老子今注今译》,读得颇带感,很多观念觉得特别默契。后来知道陈先生师从方东美,百年来真正的哲学大家,学贯中西,融通儒释道的大家,陈先生自主选择了老庄,后来又进入尼采的自由意志,之所以这样选择的理由就是个性使然。我自己回顾起来,也是这般感受,不是孔子不好,骨子里遇到老庄就有一种内心的响应,无为而治四个字,在我心中特别有共鸣,这点也成为我的全部教育主张。(科普一下,方东美先生桂林方出身,曾经是老蒋的哲学老师,所谓桂林,不是地名的桂林,而是科举折桂的人数众多,以致成林的意思,方家在桐城,也就是中国文学桐城派所在的地方,时下写专栏的南桥,也是桂林方后人。)
无为而治是老庄思想的一部分,在中国政治历史的实践中,运用成功的大约就是汉初那段光景,选择无为,不是因为刘邦有多高明,而是因为他不会。在权谋上清洗了开国功臣之后,草根出身的刘邦又哪里会治理?既然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不如放手,歪打正着罢了,后来萧规曹随,曹参自知不如萧何,也就不会冒然改革,加上秦末战乱,大家本来就有休养生息的意愿,于是有了美好的文景之治,也就有了汉武帝败家的武功。
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国与烹调,规模差别巨大,不过道理还是相通的,治国与普通人关系不大,甚至可以毫无关系,但是教育可以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是一种事实的教育结果,尽管这个结果并不必然,但是存在一种可能。种瓜并不必然得瓜,颗粒无收,在农耕时代还是存在的,尽管农夫未曾懈怠,天公不作美,总还是发生。教育如农耕,有因未必有过,十分耕耘未必就有收获,也正因此,教育成为全世界纠结的话题。
在中国教育传统来说,教育的主动干预意味更浓一些,即使《三字经》曾经受到过批判,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依然在人们心中常驻,严师严父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一大标尺,大人引领孩子,榜样教育等等,都是这个思路的延续,等到中国教育与苏联教育对接,苏霍姆林斯基那种强大的“爱的感召”式教育,与中国的传统对接很好,即使中苏后来翻脸,苏霍的教育理念,在中国教师群体中扎根颇深。
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种教育与我的个性不合。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育,也没有万恶的教育,教育的主动干预不会全然有错,但是也不等于全然正确。积极干预的教育方式,在正确的前提下,自然不是问题,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不是每个引领者都有能力成为先知摩西(摩西之所以成为摩西,那是上帝选中的),孔子都会觉得某些方面不如颜回,所以庄子才会坚持无为,你都不确定是正确的,你凭什么坚持?引领这件事情,其实特别危险,诺基亚黑莓都曾经是领导者,引领行业发展,可是某一天苹果冒出来,改变了产业的方向,两家企业如今都很落寞,产业上的故事虽然只是一个比方,对于人的教育何尝不是?
历史的看,孔子肯定是了不起的教育家,而不仅仅是思想家,孔子在言行中传达他的教育理念为人之道,但是并没有充当真理化身,即便经常教训好顶撞的子路,也从来没有将其开革,没有将他踢出门墙,孔子坚持了他的有教无类。孔子和他的移动版学校,大约是有记载最早的私人办学,不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批,学费什么的也颇为弹性,很体现民营办学的特点,当然孔子也不发毕业证,也没有学历认证什么的。同样的年代,在地球另一边的雅典,亚里斯多德与他的学生们在花园里信步漫谈。这些是教育的自由,无拘无束,当然这属于古典时代的教育,没有标准化的评价体系,也保证就业分配,教育,本质上不承诺实现什么,因为保证不了。
孔子之后,齐国曾经有一个稷下学宫,规模很大,包括孟子都曾经是那里的教员,这是官办学校的源头。齐国办学,未必有控制思想的意思,七雄争霸,这样一个办学措施,倒是颇有点“全球人才竞争策略”的味道,东方大国齐国也确实延揽了当时的一批牛人。不过整体社会水平局限,教育的普及有限,所以教育自身的自由度依然很高,一直到东汉,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连皇帝都去讲课,这样的教育热,带来的信条便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教育的出口便是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所谓兼济天下,否则就是独善其身的隐士。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早熟,催生了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现象,政治之外的教育内容很少,职业教育也就是手艺人家的代代相传,教育也就无所谓自由不自由了,至于科举的最终出现,也就顺理成章,尽管科举本身打破了之前带有世袭特色的门阀制度,这样的教育,最终总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进阶,不是说不好,面稍微窄了一些,当然职业教育之类的事情,不是读书人所关注了,但是这个疏忽,在中国工商业达到唐宋时期的高度,人们没有了出路,于是最终在明清,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倒转,老大帝国渐渐衰颓。
由于教育的单一,虽然中国古代世界不少办学的,真正与自由度没有关系,像那种火箭实验的异想天开,根本就不在国人视野之内,若不是外国人记载,我们都不会知道有“Wanhu”这样一个人类航天事业的真正先驱,即使徐霞客这样的人,也多少有点过于另类,所以等到清政府激进地废除科举之后,大批读书人顿时失去了方向。不过之后引进欧美教育模式,因为是全新的,上面既不懂,也无力管理,再之后,政府羸弱,也没有管理教育的强势,于是中国教育在一个糟糕的时代,反而赢得了教育的充分自由。这当中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在兼容并包的旗帜下开了先河,到西南联大达到巅峰。等到1949,大江大海之后,两边齐刷刷的政治挂帅,教育变成驯化的工具。当然教育本身并不该充当反政府的工具,凭借着“因材施教”四个字,教育也不该迎合某种尺度,而是应该有更多的自主性,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甚至于目标,都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性,而不是一考定终生。
在不自由的教育环境中,人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也多少会迷乱,加上中国本就缺少自由的传统,庄子那种天地任逍遥的态度,在后来的教育中,最多也就是时隐时现,更多的还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面上,这些话没有错,可是深究起来,规矩谁来定?对于中国传统来说,这点好办,祖宗家法圣贤话,都可以是。这当然并非全无道理,先人的智慧毕竟也是积累而来,但是当年的正确性合理性都是基于过去的经验,一定要用在当下,甚至限制未来,不免削足适履,颠倒因果了。
人生而自由,奴隶的身份通常都是被强加的,有人久而久之习惯于为奴,是人性软弱的一面,并不等于成为奴隶是理所应当。教育的出现,是一种对于人的关怀,是把人当作人,最终教育可以说是要赋予自由的。教育本身给不了自由,但是教育可以给予对自由的认识,在众多的自由解读中,去探寻属于每个人的自由。
一百多年前,严复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将这部自由主义的经典译作《群己界限论》,深得神韵,自由其实就是关于界限,或者就是老夫子所说不逾矩的矩。历史转了偌大一个圈,自由反倒成为了需要争论的东西,好端端的莫名其妙。我并不认为一定要把自由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总结出来的这些符合人性的基本价值中,一定要有自由,可以认为自由并非头等重要,并不意味着自由毫不重要,否定自由的后果,就必将是血海轮回,永世不得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