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朋友聚会,家庭式的,几家人在一起,未成年的两个,我家的娃和同事的仔,两个孩子同校,一个初中新入学,我家的初中毕业班。
身为家长,聚会的时候总会谈及学校教育话题。说起学校发生的事情,我家的娃义愤填膺,因为最近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班级,也上了报,包括新华网这一级别的媒体也转载了,关于调皮学生的劝退问题,学校的表态并非真相,报纸也没打算报道真相,一份关于学生的新闻,采访对象没有同学们的意见,这是一个报废的新闻。
那个被劝退的男孩子,加了我的微信的,我还是有所了解,会弹钢琴,也会跆拳道,还会转发周孝正的观点,怎么说也是一个有点想法的男孩子,当然也有年龄阅历的不足,这不是一个捣蛋的孩子,但是肯定不是一个驯服的男孩子,这是他的一个“问题”,与现有教育体系会出现不兼容的局面,他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这个事情最终不大圆满地处理了,孩子回归班级,家长陪读,外部压力下,学校的妥协。
重点不是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个学期,我与这个孩子有过谈话,我清楚地告诉他:学校不是一个说真话的地方。周末的聚会里,我再次释放这句话,对另一个男孩子。
这句话很刺耳,很多人不会喜欢,但是世界上的很多真相其实一点也不美,一点也不善,真善美从来就不是融为一体的。很多教育圈里里面的人,都不大赞成负面因素相关的教育,不让孩子接触负面信息,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实际操作来说,尤其在中国教育的现状之下,我认为过于一厢情愿。现实生活中有着太多的价值冲突,而教育领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表里不一,甚至都算不上价值冲突。
一百多年前,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介绍了进化论,那句言简意赅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深入人心,加上当时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也成为国人对于进化论的半吊子理解,却又是很多人心中的金科玉律。用于生物圈的理论,被放到社会中,用到人群中的竞争,这个被称作“社会达尔文”的思想,颇有群众基础,家长们挂在嘴边的话之一就是:现在的竞争多激烈。生物圈的淘汰是消灭,人群里的竞争淘汰如果是消灭的话,就回到了“大逃杀”的游戏,就是一群人生死竞争,只有一个生者,同类相残的游戏。这个日本人创作的文学设定,也许有点夸张,现实社会中其实又无处不在,因为变形,不直接杀人,而变得具有极大的隐蔽性。
心理学家西迪尼奥的那本《影响力》,翻译到国内,最初是作为社会心理学的著作,这些年再版,被包装成了营销书,书籍的定位是商人们的事情,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个夏令营的事件,也是对以前教育的一种批评,因为过分强调竞争,营员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合作精神随时瓦解。后来夏令营的主办方改变规则,情形才得以改变。竞争并非什么都好,竞争虽然必须,但是竞争的弊端是最终赢家通吃,所以在经济领域才会有反垄断的措施。至于那些竞争性的游戏,无论《大逃杀》还是《饥饿游戏》,一旦只能有一个生者的时候,合作就变得脆弱,这个关系其实与经济学的囚徒困境相似。
中国教育的竞争之激烈,或许更应该用惨烈来形容。孩子在竞争中,只是个体的表现,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是不大可能体会到学校面对的竞争压力,以及学校对于老师的压力于是教育体系里面的压力,就像“斗兽棋”里的食物链关系。不过虽然是一个循环,学校还是会强势一点,因为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使背靠体制的学校,相对多了点掌控权力,对于可能危及学校利益的,采取“外科手术”式的做法,在功利的算计中,非常合乎情理。因为现在的学校,首先在定位的本质上就是提供教育产品,与晏阳初叶圣陶甚至再早的武训,都已然大相径庭,虽然具体的老师多少还有点理想,这使得学校对于一些事情不会手软,而这些铁腕,往往还会得到一些家长的拥护,认为是严格治校,前提是不波及到自家孩子。这个被劝退的孩子,其实就是说了与老师不一样的意见,被称为顶撞,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就升级为屡教不改,而他真正的原因是分数不济,于是就属于“数罪并罚”,然而无论哪一条都不属于轰出校门的理由,更没有理由说送孩子到有警察的学校。
这件事情因为媒体的曝光,也因为上级部门的介入,也或许有家长的公关,背后的事情我不清楚,结果勉强算是峰回路转,但是学校的某些领导,也是顶着老师头衔的人们,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两面三刀,还要冠冕堂皇的大会小会道德说教,毫无疑问,这是极其毁三观的模式,而这样的模式,大约会陪伴孩子们的全部学生生涯。韩寒说大家的说谎从小学日记开始,其实日记之前就开始了,那就是上级到学校的检查,每一次检查不过是例行的,也是标准化的,脚本都是固定的,请大家说真话的客套,是官僚化的教育体系必然结果。
我家的娃并非不知道这个社会,只不过这一番真真切切自己在这个局中体验了,那个具体。我个人依然坚持那个“不作恶”,不鼓励孩子说真话,是为了自保,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保护自己是第一位的,在一个说真话需要勇气的环境里,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来说,就太险恶了,当然我并不鼓励说谎,我更倾向于沉默,同事的孩子性格内敛沉静,其实也是自我保护意识强烈所致。中国的教师群体,有时候很可怜很可悲,他们被体制折磨,敢怒不敢言,他们也渴望从体制得到更大的权力,以获得管教孩子的权力,比如颇有一群老师敌视未成年保护法,渴望体罚的权力,还援引日韩的例子。在教育的过程中,完全摒弃体罚未必妥当,但是把体罚当作终极武器,这样的老师其实入错行了。
学校不是象牙塔,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在中国的校园里,始终贯彻一件事:特权。成绩好的学生有特权,地位高的有特权,在众多的特权里面,甚至包括说谎的特权,校领导有权满嘴跑火车,是人都会思考的,蔑视这一点,是中国教育的傲慢,是权力的傲慢,所以才有孩子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长大要做贪官!这是目前成功学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教育最伟大的成就,比如最近刚宣判的某位贪官,几乎差点就成了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