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知道新教育,是因为网友麦子老师的积极投入,然后将这个新教育与朱永新有了关联,朱永新的观点我不是很认同,尽管另一位教育专家杨东平颇为看好新教育,我其实并不大赞同,当然也说不上反对,在中国教育大一统的环境之下,有点新的、不一样的东西还是值得尝试。然而,便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尝试,在几年后的北京,却终于触礁,连退出的新闻都会被删掉,这个就太……
对于朱永新的想法,我有点理解,但是我并不赞同,他们那代人所受的教育,依然无法脱离四个字“家国情怀”,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脱不去的东西,他们自身本来未必有,他们的老师会有,他们的家庭或许也会有(朱永新好像出自书香门第,他的这种氛围我自己也感受过。),他们希望不激进的改变,这个没有问题,与体制和谐相处,缓慢改变,这个听起来不错,非常理想,成了,属于代价最小的模式,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面临一个临界点,这个点的突破与否,决定改变的成败,显然新教育在北京丰台的尝试,这个临界点变成了某些人不可触摸的G点,于是高潮声中,一切戛然而止。
除了眼下一直进行中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次成功的改革,争议最大的改革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改革,结果后世的评论中有一派的观点便是王的变革导致北宋的垮台。道德正确的王安石也会背上“奸党”的帽子,这是中国历史的荒谬。
改革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自下而上的向来是更为剧烈的革命,改革比之于革命,改革成本低,是一个更不坏的选择,但是改革总是改变,尤其改变利益的分配,虽然不变是一种风险,但是改变包含着更大的风险,这是人们习惯的认知,大到政治经济的改革,小到家庭方针的调整,改变都并非容易,新教育的想法是在一个地方搞出试点样本,以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这里面本身就包含了一个“陷阱”:一种方式取代另一种方式,打破旧的统一建立新的统一,这样的方式长远来说,对于中国教育毫无益处,短期的看,人们有理由怀疑新教育其实是另一伙抢钱的,即便原本不是。改革,实际上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新教育也一样会遇到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分配会导致一些人的获利减少,对于他们来说,有着充分的动机和逻辑,认定新教育居心叵测。
现有的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格局,这个与当初恢复高考之际大不相同,权力产业搅在一起,根本就不是理想情怀什么的可以打破,更何况,教育关系到人们贫富阶层固化的社会问题,而这些远非新教育能够承受,而且为了与体制和平相处,他们也不会去碰触这个敏感的导火线,通过推荐经典阅读,培养高尚人格的人,很高大上的教育理念,说不上对错,反正于我不合,但是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所以我始终是新教育的非支持派,但是我也不会泼冷水。
从财新网的采访来看,新教育的规模比我想象的大,但是显然更为基层,也许更符合中国的经验,农村包围城市,铁皮鼓魏智渊老师在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终究没有实现突围。
中国教育的各种改革言论,在我看来在于树立了一个不存在的对手:应试教育。找错了对手,瞄错了靶子,最后依然没有绕出应试的怪圈。有教育,就一定会有考试,全世界都没有例外,也不可能例外,无论考试形式如何多样变化,永远离不开有人会选择应试的手段,如同金庸的武侠所言,有招就有破招的办法,应试套路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而应试这样的理念基础,始终基于一种结果决定论,新教育从理念上同样没有摆脱结果决定论,力推其教育模式的功效,也就意味着最终对于教育的认知依然在一个狭隘的领域。
今年高考改革方案最终出台,一如葛剑雄所言,没有改变打破头争抢的局面。无论你是牛还是不牛,在高考这条大家死磕的红线面前,没法妥协,那么教育的死局就永远无解。很多人相信分数最公平,最公平三个字就意味着寻求绝对公平,也就意味着追寻一个不可能的解决方案,分数本身是中性的,但是让分数承担全部的公平,这样的高考招生方案,看上去可以打破阶层固化,其实最终还是固化阶层。
在中国社会贫富差拉开的现状下,高校也在拉出贫富差,这个贫富差与权力勾结,分出了学校的高下等级,排名或许有所微调,但是整个阶层很少跃动,211 、985什么的是一个大等级划分,北大清华等牛逼学校依然占据教育食物链的顶端,“抢劫”一等的生源,香港的略微可以分一杯羹(如今也渐不如从前了),而在高考阶段冲刺欧美学校的选择,更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人,国际学校尽管热度不减,费用不低,毕竟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了,表面上来说也就与现有的中国教育体制关系不大。但是这些源自精英家庭的子嗣,依然会占据中国社会的食物链顶端,他们带着名校的光环,最终影响了对于教育的价值取向,于是有了那种非北大清华不上的偏执。
疯狂的中国教育,其实只是发生在城市,对于乡村来说,这些年的撤并,导致了学校本身的生存危机,以及那些农家子弟升学无望,干脆早早务工,陷入低教育低收入的死循环,他们所能从事的工作注定难以逆袭,最能蛊惑他们希望的就是传销,而富士康这样其实已经非常规范的用工单位,则根本不可能给他们希望,偶发的过失在军事化的企业管理中,反倒会诱发那一而再的连跳。衡水中学则是欠发达地区的另外一种样板,通过军事化的训练,其实也是工业化的训练,这些与当年的普鲁士教育有着非常相似的内在逻辑,最终实现高效率的分数逆袭。对于这些不是十分发达的地区,这个工作的推动,绝对符合民意,同时吸纳生源所带来的利益,这并非很多人关注的,当然毛坦厂镇就是凭借这样的模式,实现着自己的地方经济特色。高中不是义务教育,高考分数又是唯一绝对门槛,八十年代说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变成了一个可以彻头彻尾垄断的经营,这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商机,这场巨大商机的角逐中,本质是获得教育资源的门票,所谓优质高中,向下蔓延到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甚至于最终到DNA的选择。
无论目前怎样的选择变招,高考始终是教育路径的唯一通道,大学依旧是全世界教育资源最好的地方,无论怎样拆掉大学的围墙,进大学依旧是一个优选,个体来说未必是最优,以全局来说,依然是最优,统计数据也表明教育投资依然是最佳投资,无论怎样的招生,无论怎样的办学,大学的入门考试依然是全世界都存在的东西,在一个手机都需要去抢购的国度,大学文凭这种几乎影响一生的纸片,不引发哄抢才是怪事。为了这么清晰的标的物,整个产业都已然形成,无非是没有下沉到更下面的乡村,这才留给了新教育的机会,才有了罕台的“圣地”这样的效果,中国的城乡差拉大之后,教育的竞争早就是一种物质的“军备竞赛”,是钱权辅佐下的竞赛,所谓的“寒门子弟”哪里还会有多少机会?(新闻里考上学,家里为学费而愁,寻死觅活的年年有,而毕业即失业,也是这套为考试而学习结出的“奇异果”。)新教育出现在北京这样的中心,无疑是打破这条产业链的,有一种断财路的效能,自然不会讨喜,刚开始容得下,是这年头需要有一个改革的姿态,改革终究是时尚的。这个社会的荒谬在于大家都觉得要改,没有反对改革,等到具体改革措施,恰是口头叫唤改革的,是重要的阻力来源,改革不能添乱,改革不能添堵,又要改革,又不能发生变化,于是改革只剩下等待,只剩下守株待兔,等着天上掉馅饼,哪里有的事?
看了干国祥的声明,也读了魏智渊的解释,这一如历史上N多读书人美好愿望的烂尾结局,丝毫没有意外,家长们的不满也可以理解,在如今的烂局面前,其实教育的问题,永远都不要想着依靠别人,谁都是靠不住的,这两位都是不错的老师,也有想法,也有践行的实力,但是在中国的教育现状面前,他们并不具备撕破利益网的能力,谁也不能。而从今年中考以来,我真正直面这系列考试政策种种,对于新教育在丰台的结局,这是注定的,教育原本需要的是放开,结果是收权,这样的教育不会有什么正常的结果,未来不会是千人一面,而是亿万人都是一副面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