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中国青年报》挑起了衡水中学的争论,周日一早,又看到当地人的一篇文章,对于衡水的肯定。在一个一再强调教育改革的时期,这样的争论讨论本身是积极的,但是对于结论这件事情,我个人倾向于悲观,我们内心最大的陷阱,其实就是想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而统一结论,对于教育来说,可以说本质上就是扼杀。
因材施教,这四个字是教育的方法,也是路径,这点本身没有太大分歧,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由于教育目的实际的单一,粗暴地变成了北清率,一本升学率等等,没有了更广阔的终生教育,只是为了教育门票的争夺,于是本应开放的教育变成了封闭规则下的血拼。因为高考居于绝对中心位置,而且是在一个人经历十二年教育之后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个门槛,高考的重要性导致了高考之后的东西固然顾不上思考,高考之前,一切与高考无关的事物,也往往无视,因为高考事体特别重大。
高考本身只是大学入学考试,全世界都有类似的做法,而日韩这样与中国传统接近的国家,更是有着毫不逊色的变态压力。别国的事情与我们关系不大,单就中国而言,高考的出现承接了历史上的科举传统,而这个传统的对接,恰恰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际,与历史上的科举有了深度的对接,尽管这种对接完全是无意识的。
大学本身是外来物,中国大学的源头是欧美,主要是英美法德的大学,也是当年留学欧美的主要去向,学校的设置更多的是美式,清华这种赴美预科性质的不消说,众多的教会办学,也是这种特征,公办大学的教授治校也是欧美传统,自然没有统一的高考,也没有全社会的关注。那时的入学考试基本各校自定,被多所学校录取的事情也稀松平常,这点与我们看到的美国入学差不多。钱钟书、吴晗这样的破格录取,也说明分数并不绝对,而冯友兰教授的女儿未被录取,也证明大学独立招生并没有暗箱,总之那个年代大学有足够的独立性,当然上大学本身奢侈,并非是大众的选择。
恢复高考是一件好事,在中断多年之后,高教重新恢复常态,学习是一种可以自己掌控的事,新时代的高考表明了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这点与当年的科举非常相似,上大学之后有干部身份,这个政策在九十年代之后逐渐消亡,然而高考的火苗已经变成烈焰,即使没有干部身份,大学文凭作为未来职场的门票,依然有着巨大的附加值,比如大家认为所谓“体面”的工作,大都有一个学历要求,而公务员之类更是如此。学历文凭的要求合理与否姑且不论,起码是一个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实现的,如果去除这样的硬性规定,那么那种弹性选择模式,在公众关于公平的焦虑面前,就愈发没法打消了,当然这也催生了学历腐败这样一个后门系统。
恢复高考之初,确实实现了一种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但是当年的下,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早已不是所谓的下等,已然是权贵,比如某些所谓黑成分的子弟,恢复高考使得他们可以凭自身完成更高的教育,从而晋身更高的社会地位,当然这也包含了大量完全无根基的普通人,十年的荒废足以形成巨大的人力资源断层,大学生得以迅速实现填空。经过八十年代,大学生数量日渐丰富,简单的努力拼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了,于是那个时期就隐约开始讨论大学该如何办的问题,职业教育还是精英教育?由于学校的专业设置是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之后的苏联模式,专业划分过细,本身就带有职业教育的特征,同时招生计划的计划经济模式与当时的市场化已然不适应,这些问题并没有机会深入展开讨论,上大学的相对低成本,助推了大学的热度。最后政府选择了大学生就业分配制度逐渐瓦解,我们赶上了末班车,以比较小的代价度过了学校到社会的适应期。虽然大学生需要直接面对劳动力市场,当时国有部门的不景气,非公经济的活跃状态,最终还是接纳了足够的就业,直到大学扩招以后。
在经济学领域长期预测反而容易,短期预测一般不靠谱,四年大学,学校其实不可能打包票,因为根本不可能预期,但是学生这一方不这么想,加上飞涨的学费,教育切实变成投资了,毕业即失业,无疑是投资失败,这种市场结果在多年市场经济被阉割之后,人们已经很难接受,特别是学费相对于低收入人群,近乎于一个家庭的豪赌,从心理上就输不起。虽然全局而言,上大学依然是一个比较有前景的投资,但是对于个体而言,风险正在增加。由于大学的扩招,学生人数增加,学费的攀升并不能弥补教育资源的不足,这意味着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并没有保证大学教育产品的品质,甚至可以说是摊稀,这点对于理工科尤其显著,硬件资源相对摊薄,学习效果可想而知,于是为了保证品质,哪怕是标签意义上的,名校开始升值成为必然,其实大学门槛降低,真正分数的厮杀从而突出重围的比例,从来就没有提高过,概率分布是一个硬道理,以前分布在重点院校的,如今更加集中于北大清华浙大等等(这些年对于第一学历的要求更是强化这种趋势),这带来了分数的血拼比我们经历的八十年代更加“血腥”,我不知道有没有统计过高分段人群,或者整个分数的分布曲线,可以预计到峰值一定会偏向高分区间,这点反正我在孩子今年的中考中看出来了。
教育关系到平等权利,很多国家历史上有过以是否文盲来决定投票权,但是这种判定限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无关,对于学历限定的规则原本是为了阻止权力的侵蚀,也是针对文革时代那种民粹是暴力的纠正措施,由于学历本身由权力决定(国家承认学历),所以最终导致学历为权力所用,学历腐败由此泛滥,而对于没有权力关系没有拼爹优势的草根更加不得不依赖文凭乃至分数的硬性规定,于是变成了郑也夫所谓的学历“军备竞赛”。事实上高考成为通向高端的最主要隘口,全社会当中个体改变命运的节点大都集中于此,使得高考的变与不变都依然无法承受,所谓的共识最终结果只可能是关于改革的不作为。大家都会觉得需要改变,无论怎样的改变都会有人不满意,于是最后就是做出貌似改的样子,实际上不做本质变化,因为人们所期待的是一揽子全盘解决方案,而实际上这样的方案根本不可能存在,对于教育来说多样化才是本来面貌,现在高考这个关卡要承担全社会关于公平的守护,这根本就违背了教育本应承担的理念和责任。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为未来做准备,但是全世界没有一种教育能够定义未来,未来不可能被清晰勾勒描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情形也将永远伴随每一个人,很早以前提出来的“终生学习”才是教育的全部意义,高考只是一个阶段目标,却成为全社会的焦点,这是教育的一场灾难。因为高考几乎成为唯一标尺,高考也就成为教育的指挥棒,这个死扣不解开,一切的教育手段就无从摆脱,所有的所谓教育改革创新什么等等,最终依然是高考说了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衡水中学理直气壮,他们比人大附中这类名门更加有道理,但是这不该成为唯一解法。
教育与人有关,教育的评价最终也会落实到人,人的自由并非抛弃规则,但是如果对于人的评价变成人去适应有限的规则,迁就规则,那么教育变成了削足适履。培养一个科学家和一个艺术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径方法,乃至评价尺度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教育比任何行当的都更加需要开放,办学门槛要开放,办学理念要开放,教育的目的也要开放,教育有工具的特点,但是教育不全然是机器一样的工具,教育从本质来说,完全可以是无用的,惟无用才最终有大用。教育的差别化应该走向内容的多样化,而不是变成水平高下的差别,缺乏多样性的教育,最终变成统一模式的竞争,最终竞争变成斗争,变成厮杀。
对于中国教育需要改革,这大约是一种共识,这是必要的共识,但是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具体改革方案的共识,那是决计不可能!而这就是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障碍,相当的人群期望有一个终极解决之道,包括那些尝试新式教育之道或者教育创新的,他们最终的想法也是通过试点最终实现一统江湖,这是教育的妄想(新教育在北京的触礁就是这样的必然,他们的野心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