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桌曾经问我,有没有读《巨流河》?我说没有,关注已久,只是没下决心,这类书看过一些,每次读,都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每次都会哭,搞得心情难以自拔。
我对龙应台情有独钟,不是说她写得多好,而是她的经历渗透在文字里,那种漂泊与我特别有共鸣。龙应台写专栏杂文起家,一部野火烧遍两岸。她的写作巅峰则是《大江大海1949》,题材敏感,内地终究没能出版。龙应台依旧是那种杂文的风格,虽然有关历史,又是自家经历,不过没有遵守历史的线性叙述,这点我喜欢,喜欢这种跳跃。
《巨流河》则不同,可以说是自传,通过个人经历的陈述,背景衬托着家国历史背景,这是真正意义的历史叙述,也是当下说的个人史。这本书名声很大,因着同桌提起,于是开读,开篇很有共鸣的感觉,就是因为作者的母亲从未唱过儿歌,而是一首我喜欢的歌《苏武牧羊》,书没读完,暂时不说了。
读个人书写历史,从读龙应台开始,就有那种感觉,自己也试图写过,不过以我自身的经历和水平,都不能够,还是看人家的,不经意间,就看到许燕吉的那本《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书名赚眼球,一看就知道许地山先生的女儿,只是读完全书,还是觉得原本的书名《麻花人生》更贴切,那一代人扭曲的人生,许燕吉性格开朗,会说拧巴的人生还是扭回来了,只不过在我这个理科生看来,这些毕竟都是不可逆的,怎么也扭不回来了。
我自己的阅读偏好是是随笔类的,所以读龙应台的感觉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如今历史书乏味的前提下,读个人史反而是认知历史的最佳途径,想起一百年前周家兄弟的观点:读野史。
野史的说法是中国特色的,与官方历史相对应,也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成熟,对于历史的干扰。中国历史上,各朝都有史官,记录历史的官员,相当于书记员,只负责记录,职责要求是秉笔直书,实话实说不避讳,当然也有太史简董狐笔这样的悲剧,真实记录掉了脑袋,但是,总的来说,历史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当朝君主不可以看史官的记录,这加大了记录员们的身家安全,使得信息可以真实记录下来。唐太宗曾经想看,遭到大舅子长孙无忌的反对,最后双方妥协,唐太宗可以看到自己在后宫的实录,其他的档案还是加密,所以《资治通鉴》里面李世民一箭射杀自己老哥这种凶残一样记录在案。历史的这种记录方式,对于历代君王也是一个压力,明白点的,行为就会收敛,当然荒淫无度的,自然也就不拿这个当回事了。不过记录员记载的历史只是原始素材,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历史,才是官方正式修订的历史,也就是后面的朝代为覆灭的王朝编写历史,虽然用前朝的素材,却不可能全盘罗列,于是就有了筛选,而筛选,一向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部历史书《资治通鉴》,其书名就很好地说明了历史的功能,以史为鉴,那个少年曾经砸缸的司马光作为主编,也作为当年变法者王安石的政治对手,在这套历时十九年的历史书里,渗透了自己的历史观,这点也是其余官方历史书所做的。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史记》确实是史家绝唱,司马迁本人就是史官出身,不过为他名垂千古的这部作品,却不是职业行为,有点非法的性质,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个人私自修订历史就是非法的,司马光都是奉旨办事,可见官方修订历史,是有着很强大的目的性,当然也是有着很大的排他性,一切符合统治者意志,历史为政治服务。应该是看透这点,所以周家兄弟才有读野史的说法。
野史的说法,就是基于这种官方写历史而存在,无论官方的动机为何,如果历史变成唯一版本,历史的原貌大约就会被遮蔽。孔子写《春秋》,乱臣贼子惧,历史的杀伤力客观真实,所以杀死历史也是切实需要,于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现实奠定了历史不过是赢家的玩物。但是这是对于胜利者认同的说法,包括“谁记得武昌起义打第二枪的?”这样的说法,历史被粗鄙的功利主义占领,野史、个人史的出现,使得第二人第三人,甚至无名者都在书写历史,历史其实从来都不曾被遮蔽掉,现象后面始终有真相。
不过个人写历史也有其缺陷,因为属于回忆录性质,对于过往的诸多事情,人的记忆难免有偏差,细节上也会有所发挥,特别是那些文学素养高的,更是如此,另外,即使没有专业训练,个人写历史,同样有一个取舍问题,还有一个视角局限。不过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从未出过修昔底德、塔西佗这样的史家,客观环境也从不允许,历史变得比较单一,与官方历史的所谓正史相对应,个人史变成历史很好的补充,或者说是的历史的叙述,多了一些原本不注意的边角料,可以看到原本被历史所忽略的另外一些侧面,而不仅仅属于帝王将相的历史舞台,历史也不是可以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就是历史。
由于内战的原因,没也因为内战的结果特别,于是海峡两岸对于历史的陈述大不相同,官方一种情况,民间又会是另外一番情形,于是个人史,对于了解百年来的中国,其实大有裨益,而且可以通过那些生活的琐屑去了解那些消失的年代,那些一度讳莫如深的年月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