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谋子现在的作品,我是一概不喜欢,《秋菊打官司》是多年前的老电影,也是一部很有诚意的好电影,记录现实,记录变革中的中国,颇有现实意味,然而当年秋菊所经历的,如今大约已经不可能了。
电影早已远去,即使喜欢播老电影的电影频道,也很少重温这部电影,不过这个电影里留下了一个词汇,流传至今:讨一个说法。
乡里乡亲,有点纠纷,村领导踢了秋菊男人的那话儿,于是孕妇秋菊就开始找有关部门,只是为“讨一个说法”。小老百姓受教育程度有限,没有复杂的词汇,民间的“说法”一词涵盖了各种意思。中国传统不喜欢诉讼,进入到有司发动诉讼打官司,这不是中华传统,秋菊打一开始也没有这念头,她所要求的说法其实就是要一个评评理儿,让村领导上门认个错。
这个事情,放到更早的传统社会,这种普通纠纷可以找一个当地有声望的人调解,以前就叫乡绅,成语里面说到的鲁仲连就是类似这样的人物。不过,自打斗地主之后,这个群体就不复存在,于是所谓的有声望,尽归政府部门,当然有关领导也是可以的,声望与官衔成比例,这也是传统中国能够接受的。
然而,问题来了。秋菊所谓的说法,是一种民间的说法,并不具备精准的定义,可意会,不可定义,这在民间社会的自我调停中,其实并不难操作,可是一旦进入政府程序,需要的是可操作性的清晰定义,于是最后把领导按照打人这类违法行为处置,原本的民事行为,最后用了刑事手段解决,从政府的层面,终结了秋菊的上访,但是从要说法的角度,秋菊没有得到,而村领导受到的惩处,也就意味着无效处罚。
秋菊其实是幸运的,那个年代还可以无休止的上访,没有截访,在她临产分娩那一刻,还是领导找车送她去的医院,在最后可以和解的时刻,警察的介入,打断了这个事件的调解可能,电影戛然而止,意味深长。
人在现实中的位置,总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会带来一些不对等,在一方面占据优势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处于劣势,讨要说法本身是一种正当的诉求,是不是能够得到,并不是一个可以打包票的事情,即便事情是如此的清晰。虽然领导不对,向一个老娘儿们低头,这在当地社会并不能够接受,面子下不来,可以赔钱,却不可以道歉;而从秋菊一方,额不要钱,只是要说法,彼此都无法退让的前提下,最后是一个没有赢家的局面,双输。秋菊是一个案例,一模一样的案例不会那么多,从人的关系来说,类似的情形则比比皆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认错的成本其实太高,所以通过对话给个说法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于是有了一个青年的极端做法: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温岭发生的杀医案,再一次把发生在医院的暴力事件推向前台,死伤的医生固然是受害者,杀人者难道不是?在一个保持死刑的国度里,杀人抵命依然是一个顽强的理念,站在医护人员阵营的立场看,诉求杀人偿命是一种正义并不为过,但是从行凶者的角度出发,得有多大的理由要采取这般极端的做法?医患纠纷由来已久,这个领域的纠纷专业化程度高,双方不对等的程度也高,要想建立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于是也就不可能有彼此间的信任,于是意味着有话好好说等于白说。患者来头大的,可以轻松收拾医院医护人员,干活的医护人员倒霉;来头略差一点的,可以通过闹腾,利用各有关部门息事宁人的心态,达到预期目的,卫生主管部门这个时候就只有丢车保帅,干活的医护人员只好认倒霉。本来只有这两种倒霉情况的,现如今现象的教育之下,成就了第三类,他们没机会成为所谓的“医闹”,只好学习王贵的精神,我死你也不得活,结果还是干活的医护人员倒霉。
领导拍脑袋说,加强医院的安检,这样的措施防不了前面两类情况,因为那个惹不起,而第三类貌似防住了,其实更加的没可能。这些年发生在医院的凶杀案已经升级到各地的顶级医院,对于患者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期望,在最后期望的失望之余,人们会走向更大的极端,而这些医院还面临着最大的门诊量,患者人数数不胜数,也就意味着防不胜防。在医院强化安全保护,派驻警察之类的做法,只会强化医患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激化矛盾,那些越是处于弱势的患者家庭,也就越会采取极端措施。纵然这些防范措施真的发挥了充分的效用,这个成本得多高?而这些最终还将转嫁到治疗成本上去,看不起病的声音会在民间更加响亮,医患矛盾也就愈发激烈。
看病的实际成本高,医生的明面收入并不高,而双方不存在平等对话的基础,在专业人员中,心怀“你不懂”三个字的傲慢太平常不过,然而在傲慢之余,他们也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秋菊找不到为他调解的第三人,在医患关系中,我们整个社会也不存在一个有公信力的独立第三方,体制垄断了专业人员,专业垄断了话语权,当患者注定没可能要到说法的时候,患者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