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进入一定阶段之后,就不再喜欢问题了,确实问题会带来麻烦,虽然我们表扬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可是真的要遇到十万个为什么,穷追不舍,大约都会崩溃,而说出一个不知道,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甚至是需要点勇气。
传统教育倒也不是一概拒绝问题,但是就本质来说,还是反对问题的,所谓的问题更多是演戏,在一种可控的范围内,屈原上下探索的那些个问题,再后来就没人提出来了,我们只面对能解决的问题,郭靖就不该思考我是谁这样的终极问题。
我们的社会不大喜欢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旦冒出问题,就是异端,就是麻烦制作者。因为中国社会的上下等级比较分明,儒家理论期待一个上贤下愚的秩序,而现实中就会变成领导总是无所不知的,所以问题总是会颠覆权威的,而这点具有颠覆的威胁性,自然也是不讨人喜欢的。
庄子曾经探讨过有用还是无用的命题,不过庄子在中国的思想历史地位毕竟有限,这类探讨也就不会成为中国思想的主线,到后来,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学以致用,实用主义在中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农业文明很看重的。农业基本就是春耕秋收,一年一个周期,周而复始,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最长远的考虑也就是防范来年的歉收而所谓的未雨绸缪,再久远的事情固然顾不过来,自然也不希望滋生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关注的问题也就变成力所能及的问题。至于那些“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问题,一般说来四个字就打发了: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是一个很大的“罪名”,以此为理由,可以否定一切提议,否定一切观点,这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着实很常见。无论政治冲突还是民间的争吵,甚至读书人之间的争吵,都可以挥舞这根棒子。中国人聪明,对于这种耗时耗力,又往往不会有结果的事情,一向都是保持闪的态度,魏晋士人倒是有点这样的劲头,最终落个“清谈误国”,于是就少有人喜欢探讨问题,弄个辩论大会的也就是空门中人,还是一个相对隐遁的人群。
然而,问题总是会出现的,不是因为不想,而问题就不会存在,不复出现,更不会因为消灭问题就可以真的消灭的,因为如何消灭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只不过,民间智慧已经总结出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提问题是一个技术活儿,提出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是麻烦制造者,提出一个与领导能力相匹配的问题,那是高水平的官场生存策略。太简单的问题,无法突出领导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体现不出领导的水平,没有意义;太难的问题,领导解决不了,那是给领导找碴,那是作死。
一种现象维持久了,就会成为一种现实,人们不喜欢那些不好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久而久之,问题本身也就成了问题。要么别想出问题,要么即使想出问题,也不吭声,装作没有问题。因为一旦问题出来,一众的人等殚精竭虑,却始终无法解决的话,这个世界就总是麻烦不断。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时候,虽然有系统的证明,但是并非无懈可击,这是问题的开始,当伽利略把望远镜伸向天空的时候,问题已经不是谁绕着谁转,而是谁有权成为真理的解释者。无论罗马教廷如何处置哥白尼的著作,如何审判伽利略,马丁·路德都已经洞察,宗教改革势不可挡,几个世纪里,宗教冲突不断,当然欧洲也终于走向现代。
问题,经常会带来混乱,会带来不确定,这是问题本身的问题,所以一直以来,我们不喜欢问题,尤其不喜欢大问题,真的有问题,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快刀斩乱麻的解决方案。无独有偶,据说亚历山大东征,干掉了波斯之后,就遇到了一个题目,类似于解开一团乱麻,年轻的亚历山大很果敢,挥剑斩断。当然这是一个政治谋略上很聪明的解决办法,因为解不开,整个队伍士气就会受损,得不偿失。亚历山大杀死了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马其顿的大军征战的效率虽然高,随着亚历山大本人的驾崩,马其顿也迅速瓦解。亚历山大遇到的谜题就像一个宿命,也像一个预言。
人类的思想史,一直都是被各种问题纠缠着,因为各式各样问题的“折磨”,人类的文明才得以一步步走向辉煌灿烂,在这一点上,其实中华文明挺失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发现最为辉煌的时刻,依旧是在先秦,那个年代提出的种种问题,依然闪烁着智慧之光,而后来的人们,再也无法超脱,两千年没有问题,最后就问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