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耳朵所说“习惯、天性和人的发展方向相匹配,另外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习惯要有一定的相容性”,精练、到位。如果可以,还希望大耳朵可以具体交流一下,你认为哪些习惯是属于在相对意义上与人的天性、发展相匹配,且具有一定的相容性。这是我很想了解的思路,自己没有想得太清楚,想请教一下。感谢!
本来是打算结束这个系列了,毕竟大耳朵不是职业写手,也不是以此混饭,无所谓动力不动力的,不过上周的那篇文章在回复的时候,引来了“素儿”的提问(就是上面那一段),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所回答,虽然这是个人的理解,没有什么依据。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说一些熟悉的事例,关于乒乓球的(奥运会之后,很长时间不想谈中国体育,不过曾经对此下过极大的功夫,这部分还是很了解的)。
中国乒乓球队1959年第一次拿冠军(容国团拿下男单)开始,50年来,其辉煌无可匹敌,自然总结出了一套方法秘诀,尽管这些年有点“锦标主义”的味道,但就这个项目来说,中国队的一些研究心得依然是很有价值的。
第一条:根据球员的性格,培养打法。根据古希腊关于性格的分类: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确定各自适合的打法类型,比如抑郁质的性格类型,比较安静内向,倾向于培养成为削球打法,而多血质和胆汁质类型性格的一般会培养成进攻性打法。当然这个不是特别绝对的分类,一般来说人的性格类型一般是混合的,各有侧重,于是在培养的时候,也会有偏向。同样是削球打法的陈新华和丁松,则是完全不同的类型,而蔡振华当年也是削球打法,因为性格不合适,自己也觉得别扭,改打进攻型,结果自成一路。
第二条:多球训练。严格说,多球训练不是中国原创,但是作为乒乓球的训练方法,则是中国首创(源头是“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在排球训练中采用的手段,后被乒乓球队移植),就是通过大强度大密度的训练,形成动力定型(习惯),中国队有着世界上最佳的训练水平,选手也可以确保最稳定的击球动作(欧洲选手缺乏这样的训练,在场上的随意性动作极多,也使得比赛水平起伏不定)。作为一种训练方法,中国球员大都比较习惯,是不是最好,另外讨论,但是合理性还是有的,这当中最为成功的典范当属邓亚萍。
邓亚萍身高不足,优势是上手机会多,缺点是退台之后相持乏力。抢先手既符合性格,也符合身体条件,通过训练,邓亚萍完成了天下无敌的抢先上手(邓亚萍是队里训练最狠的人)。邓亚萍算不上技术全面的,但是这一招鲜,太过强大,别人很少有机会打到她的弱点(在国际正式比赛中,邓亚萍从未输给国外对手两次,如果大耳朵没有记错的话)。
多球训练是一种和应试教育的“题海战术”相类似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内容,对于要向某个领域巅峰跋涉的人来说,这个“重复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热爱这项事业的人来说,这种重复不是煎熬,而是乐趣,当然这个不能对于所有人,华罗庚当年就做过无数的几何题,许倬云还是做学问也是从咬文嚼字的“点校”开始,我想“乐此不疲”是一个最好的解释,要有兴趣,要喜欢,就不会感到辛苦。
第三条:团队优势。无论单项还是团体的成绩,中国队都是依靠团队优势。曾经有人感慨:中国队像个马戏团,什么打法都有。确实如此,中国队要面对的对手打法有限,国外选手要想从中国队抢冠军,势必要准备多种打法的应对策略,而这也是中国队必须很晚才公布参赛选手的一个原因,让对手不好准备(这个做法当然也有问题)。有这种做法,意味着中国队也有各种类型的选手在一起,也就有了各种性格类型的碰撞,最著名的“碰撞”大概就是当年的“何智丽让球”,即使到现在,马琳和王励勤也是截然不同的个性习惯,与教练也有不同的交往,比如王励勤有着上海男人典型的那种细致,在队里就有点特别,临场应变能力虽然不足,却有着全队最好的身体条件和最扎实的基本功,这就是他的优点,作为管理者,既要改变下面的一些习惯,也要宽容一些不同的习惯。前几日刘国梁发火,因为张继科不听话,不服从教练,刘国梁的观点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中国队的法宝是教练组。在中国的训练体系成长起来的球员,其单兵能力是有问题的,对于教练的场外指导依赖性很强,张继科也不具备独步天下的能力,所以选手要有一定的服从。但是有一些是鼓励的,比如创新,乒乓球是历史上的很多单项技术是运动员独创的,比如王皓的发球技术。
上星期说了习惯的两面性,是针对单一的某个习惯的,习惯也是有多样性的,每个人的个性差异,使得他们会有不同的习惯养成,这里有些不好的习惯成分,但是如果要求全体一样的习惯,恐怕也是不妥的。刺猬长刺是天性,要是把刺猬的刺拔净了,固然不扎人了,也就不是刺猬了。
习惯的差异会客观存在,这也给群体带来一些困难,个性鲜明地各自展现习惯,也好也不好,所以习惯之间需要相容,或者通俗的说法“互补”,而寻找各自相容的习惯环境,也可以说是“双向选择”了。实在不相容,不如一拍两散,道不同不相为谋,习惯也是如此。习惯相容,最典型莫过于夫妻。
2009-02-06
本来是打算结束这个系列了,毕竟大耳朵不是职业写手,也不是以此混饭,无所谓动力不动力的,不过上周的那篇文章在回复的时候,引来了“素儿”的提问(就是上面那一段),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所回答,虽然这是个人的理解,没有什么依据。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说一些熟悉的事例,关于乒乓球的(奥运会之后,很长时间不想谈中国体育,不过曾经对此下过极大的功夫,这部分还是很了解的)。
中国乒乓球队1959年第一次拿冠军(容国团拿下男单)开始,50年来,其辉煌无可匹敌,自然总结出了一套方法秘诀,尽管这些年有点“锦标主义”的味道,但就这个项目来说,中国队的一些研究心得依然是很有价值的。
第一条:根据球员的性格,培养打法。根据古希腊关于性格的分类: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确定各自适合的打法类型,比如抑郁质的性格类型,比较安静内向,倾向于培养成为削球打法,而多血质和胆汁质类型性格的一般会培养成进攻性打法。当然这个不是特别绝对的分类,一般来说人的性格类型一般是混合的,各有侧重,于是在培养的时候,也会有偏向。同样是削球打法的陈新华和丁松,则是完全不同的类型,而蔡振华当年也是削球打法,因为性格不合适,自己也觉得别扭,改打进攻型,结果自成一路。
第二条:多球训练。严格说,多球训练不是中国原创,但是作为乒乓球的训练方法,则是中国首创(源头是“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在排球训练中采用的手段,后被乒乓球队移植),就是通过大强度大密度的训练,形成动力定型(习惯),中国队有着世界上最佳的训练水平,选手也可以确保最稳定的击球动作(欧洲选手缺乏这样的训练,在场上的随意性动作极多,也使得比赛水平起伏不定)。作为一种训练方法,中国球员大都比较习惯,是不是最好,另外讨论,但是合理性还是有的,这当中最为成功的典范当属邓亚萍。
邓亚萍身高不足,优势是上手机会多,缺点是退台之后相持乏力。抢先手既符合性格,也符合身体条件,通过训练,邓亚萍完成了天下无敌的抢先上手(邓亚萍是队里训练最狠的人)。邓亚萍算不上技术全面的,但是这一招鲜,太过强大,别人很少有机会打到她的弱点(在国际正式比赛中,邓亚萍从未输给国外对手两次,如果大耳朵没有记错的话)。
多球训练是一种和应试教育的“题海战术”相类似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内容,对于要向某个领域巅峰跋涉的人来说,这个“重复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热爱这项事业的人来说,这种重复不是煎熬,而是乐趣,当然这个不能对于所有人,华罗庚当年就做过无数的几何题,许倬云还是做学问也是从咬文嚼字的“点校”开始,我想“乐此不疲”是一个最好的解释,要有兴趣,要喜欢,就不会感到辛苦。
第三条:团队优势。无论单项还是团体的成绩,中国队都是依靠团队优势。曾经有人感慨:中国队像个马戏团,什么打法都有。确实如此,中国队要面对的对手打法有限,国外选手要想从中国队抢冠军,势必要准备多种打法的应对策略,而这也是中国队必须很晚才公布参赛选手的一个原因,让对手不好准备(这个做法当然也有问题)。有这种做法,意味着中国队也有各种类型的选手在一起,也就有了各种性格类型的碰撞,最著名的“碰撞”大概就是当年的“何智丽让球”,即使到现在,马琳和王励勤也是截然不同的个性习惯,与教练也有不同的交往,比如王励勤有着上海男人典型的那种细致,在队里就有点特别,临场应变能力虽然不足,却有着全队最好的身体条件和最扎实的基本功,这就是他的优点,作为管理者,既要改变下面的一些习惯,也要宽容一些不同的习惯。前几日刘国梁发火,因为张继科不听话,不服从教练,刘国梁的观点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中国队的法宝是教练组。在中国的训练体系成长起来的球员,其单兵能力是有问题的,对于教练的场外指导依赖性很强,张继科也不具备独步天下的能力,所以选手要有一定的服从。但是有一些是鼓励的,比如创新,乒乓球是历史上的很多单项技术是运动员独创的,比如王皓的发球技术。
上星期说了习惯的两面性,是针对单一的某个习惯的,习惯也是有多样性的,每个人的个性差异,使得他们会有不同的习惯养成,这里有些不好的习惯成分,但是如果要求全体一样的习惯,恐怕也是不妥的。刺猬长刺是天性,要是把刺猬的刺拔净了,固然不扎人了,也就不是刺猬了。
习惯的差异会客观存在,这也给群体带来一些困难,个性鲜明地各自展现习惯,也好也不好,所以习惯之间需要相容,或者通俗的说法“互补”,而寻找各自相容的习惯环境,也可以说是“双向选择”了。实在不相容,不如一拍两散,道不同不相为谋,习惯也是如此。习惯相容,最典型莫过于夫妻。
2009-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