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喜欢历史,也一直不喜欢历史课,不喜欢课堂的教条。而中国近代史的教育,在学习生涯中重复频次最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为政治服务。这些年,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一直呼吁,重新教育中国近代史,过去的版本是“狼奶”,袁教授呼吁的时候,我对于近代史的了解有限,这些年无意中撞见了几本好书,也把过去的疑问,弄清楚了。
近代史,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关于近代的历史,然而这个近代的定义就是一直令人困惑。国际上的近代历史大约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也就是中国的明清之交,而中国自己的近代史则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以1840年为界限,于是中国近代史被描述成为一部一个国家的屈辱史,一年一年的强化,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无缝对接,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一个障碍。现代化变成了西化的变种,传统变成了某种幌子。
一个国家的历史通常由本国人书写,但是偶尔看一下外面的视角,往往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祖国,未必如同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我们会遇到很多“灯下黑”,很多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历史学界对于明史非常看重,因为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一个崭新的视角,剖析了中国历史,探讨中国历史的某些规律。那个年代,甚至更晚些时候,中华文明在利玛窦他们这些传教士看来,依旧是美好的,他们也是真正意义上向欧洲传播中华文明的人,而不仅仅是向中国传播基督精神。无论是误读还是什么,这些文化交流确实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比如法国启蒙运动干将伏尔泰就非常推崇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启蒙运动与再早的文艺复兴和同时期的宗教改革,成为推动欧洲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力量,而老大的中华帝国固步自封,走不出的王朝更替循环,现代化的尝试一再被扼杀。
徐中约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开篇,就努力解释为什么要把中国近代史往前推到明清之际,那个时代正是世界历史的分化点,欧洲在各种纷争中走向自由民主平等的现代社会,而中国在王朝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下,更加僵化,与中国类似的还有莫卧儿王朝治下的印度。同样的理由,史景迁写中国近代史则用了另一个书名《追寻现代中国》。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就已经密不可分,中国人沾沾自喜的朝贡制度,本质上是以朝贡的名义获得官方贸易的资格,亚洲各国实力不够,也就默许了这样的做法,欧洲各国先期来的那些国家,实力同样有限,象荷兰这样的又一贯是贸易为重,不会太计较那些虚名,真正较劲的还是另一个大国,日不落之名的大英帝国,在互相不了解的前提下,两下里不欢而散。中华帝国傲慢自大,不屑知道外面的世界;扩张中的大英帝国,则急于获得在中华的地位,同时不愿意妥协。两个文明在1840年前后的碰撞达到了一个高点。
新老帝国的较量,老帝国输了,但是没输明白。中国历史上,中央帝国吃败仗的次数并不少,强大如汉唐,也一样有吃瘪的时候,一向以为钱财就可以打发走,而所谓的失败也只是军事上的或者说技术上的。对于大清王朝的统治集团来说,他们认为打赢了固然好,直接把洋人轰出去;打不过,以我泱泱大国,弄些许银子打发走就完事,签条约的心态就没打算遵守,而是为了敷衍。
然而,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对手,正如后来李鸿章的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过去的经验全都不好使,而决策层依旧沿着过去的惯性。刻舟求剑是一个笑话,然而面对翻天覆地的世界大变局,决策层的人们其实就是这样的理念,祖宗之法不可变。对于条约的理解,又有着不一样的理念,于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大清王朝陷入一个循环:吃败仗,签条约,想反悔,开战,又吃败仗,签更屈辱的条约……最终王朝崩塌。
大清王朝不是没有救赎的机会,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之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大臣,推动了自强运动,迎来了一段所谓的中兴,这一运动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也叫“洋务运动”,这个叫法更像是反对者的叫法,革新者可以归到“洋奴”的阵营,好在曾国藩本人毕竟还是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这场自强运动当然切实可行,实际的阻力相对小,但是也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毕竟整个士大夫阶层的认识依然有所局限,对于中国的战败依旧停留于军备的失利,败于坚船利炮,虽然有人提到了制度层面的问题,毕竟没有成为精英群体的共识。
甲午海战,中国败了,败给日本,这是鸦片战争之后又一个强烈刺激。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日本从来都只是中国的学生,即使曾经给中国制造过麻烦,也不过是癣疥之患,居然击败了远东第一的北洋水师?这里面有一个参照,同样留学英国,日本的伊藤博文成为了日本改革的领导者,而他的中国同学严复却未受重用,甚至连观点也未见采纳。
日本开放也是因为军舰炮轰,比中国晚了二十年,但是显然学生后来居上,赶超了。这个刺激了之后的日本留学高潮,也使得在后来的若干年里,中国获得现代文明的知识,不少来自日本,而不是欧美第一手,直到胡适他们那一代崛起,才渐渐有了直接的现代文明知识。
在欧美社会走向现代文明之路上,一个恒久的主题就是限制权力,限制君王的权力,也限制教会的权力,前者限制世俗权力,后者限制神权,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坎坎坷坷,血与火的代价,最终得出一个自由平等的价值观,至于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只是表象而已。
满清的统治者终究放不下权力,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上也失去了救赎的机会,慈禧太后留给当代中国的就是一大堆旅游景点,她想拼命保护的祖制,无非是自己肆意挥霍的权力,随着她的崩殂,不久大清龙旗也就落下,皇帝时代结束了。
就世界历史来说,英国人杀了国王,迎来了独裁者克伦威尔,然后才有光荣革命,才有了君主立宪的真正范本;法国人也处死了国王,不再要国王,陷入了不停的厮杀,中间有拿破仑当皇帝,最终依然回到共和政体。这是两种旧制度变革的样本,前后历时都有百年之久,日本相对快,因为立宪的天皇原本就是个虚的,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几百年来都是幕府说了算。
皇帝没了,偌大的国家其实有很大的不适应,这也成为袁世凯称帝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新的国家需要一个紧密团结的权力核心,欧美议会的那种争吵也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宋教仁的议会政治理想随着他的遇刺烟消云散,袁世凯的皇帝梦醒,人也死了,群龙无首的中国再一次走向革命,待到北洋军阀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中国的走向变成了两个革命党的竞争,当然还有时常进场的共产国际。
国民党未能够消灭对手,不过作为正式的官方,蒋介石领导下,坚持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不过也丧失了内战的战局,退守台湾,举着一个反攻的幻旗。内战的结局很清楚,前因的说法往往限于国内,虽然有两个革命党的竞争因素,其实也有国际局势的干扰有关。海峡成为了战争的缓冲剂,虽然双方保持着战斗状态,真正的武力决胜最终没有发生。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这在两岸对峙的前提下,起码提供了一些依据,事实上两岸的很多管理制度都颇为相似,得日美帮助,台湾在经济建设上更多一些机会,成为亚洲经济的“四小龙”之一,这也是得益于地缘政治的好处。蒋经国在临终前终于放弃了国民党成为万年政党的想法,于是有了台湾民主进程的开始。
海峡这边的中国大陆,在短暂的经济复苏之后,就开始了许多年的折腾。等到折腾不起的时候,终于有了现代化的方向,那是叫做四个现代化。走向现代的方向,这个说法大概没有问题,问题是现代化的定义是什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科技的差距,于是全国上下的努力,其实还是一百年前自强运动的翻版,引进生产线,引进技术,引进资本,却始终不愿意面对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结构。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化,包含着西化的意思,而西化既有政治上的概念,也有民族上的意味,无论哪一种,都会有一种对于现代文明的排斥,而这种排斥还有对于现代化的误读,现代化不是工业化,况且发达国家已经走到了后工业时代,这样见证了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步骤,而不是全部。师夷之长以制夷,一百多年前魏源的话,在很多人看来依然有道理,对于人家的长处,还有很多人想当然以为只是技术,工商业的问题很直白:为什么我们出不了盖茨乔布斯?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整套的系统,因为这样的“牛人”,连整个欧洲都木有!
文化虽然没有高下之分,但是文化的拒绝主义,不会有助于中国走向现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终是人的现代化,不是把人搬进高楼大厦,而是人的思想,人的内心世界,否则我们依旧一片蛮荒。